新中国七次特赦都赦了哪些人总体上来说，特赦的都是国民党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详细如下：
第一次特生在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分别发生在1960年11月19日和1961年12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十七次会议分别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6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从1963年3月30日到1966年3月29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的2次常委会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作出了3次特赦，特赦对象为“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1963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4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6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此后直到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参考资料：http://bj.bendibao.com/zffw/2015824/199375.shtm
特赦《1959》里功德林国民党各位分别是什么职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于虏的国军，往往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到战俘管理所进行改造。到了1959年，鉴于有些改造人员表现良好，思想有了极大转变，于是我国开始了特赦释放战犯。当时，第一批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中，有六个原先是国军中将级别将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了那些战犯?战犯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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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
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来还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主席的指示是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抓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1959年，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959年9月）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或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9月17日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教育改造战犯的方针获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
特赦1959演员名单是怎样的？
王英光(张铎 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所长。文武双全，屡立战功。抗战结束后华北，从事敌工工作。开国之后，中央政府决定在各地设立关押战犯的管理所，王英接到命令担任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所长，他带领一批官兵和战犯级国民党高级军官，入驻北京功德林，从此开始了长期在管理所工作的生涯。
梁冬芳(奚望 饰)：功德林管理所医务室护士。父亲是解放军高级干部，后成为王英光女友。善良，单纯，活泼。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代表了新生政权温暖如春的一面。她的言行建立了最直观的形象，产生了最良好的影响。
徐高平(孙仲秋 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新闻记者。他走南闯北报道新中国的各项变化与发展，冲在社会主义新国家建设的最前沿，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与王小花情投意合，两人走到一起。
贺春年(曹克难 饰)：功德林管理所政委。此前他在野战军政治机关工作，理论水平较高。北平和平解放时，负责接管功德林，因此熟知功德林掌故。为人严谨，不苟言笑。办事认真，讲究原则。性格平稳，胸有成竹，喜怒不形于色。记忆超群，熟悉每个战犯的所有情况，几乎能记住他们的所有细节。
胡大树(高一玮 饰)：功德林管理所副所长。爱憎分明，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曾经是作战部队干部，因为一次押解俘虏，和战俘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项工作。初入功德林时，曾经想方设法，调回老部队。后在王英光等人影响下，渐入佳境。
毛泽东(王霙 饰)，周恩来(孙维民 饰)，王耀武(赵恒煊 饰)，杜聿明(肖荣生 饰)，王小花(陈雅斓 饰)。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是怎样的？
王、卢浚泉、笈、杜聿明、陈长捷
特赦条
1、是关满10年，也就是从被俘虏的日子算起，到1959年12月的特赦日期。
2、从解放战争的历程来看，1949年12月就成了一个关键日期，如果在1949年12月之前被，那就被关押就已经超过10年。
3、如果在1949年12月以后被俘虏，那么关押就未满10年。从这个条件来看，当时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大多数都能达到，因为1949年12月以后的战事已经到了解放战争的大后期，如西南战役、广西战役、海南战役等。
1959年特赦战犯名单有曹仲霖?
有曹钟鳞
没有曹仲霖。
名单如下：
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
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
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
国民党青年军二0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
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
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参谋赵金鹏；
国民党徐州“剿总”定国部队中校副支队长周震东；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四十师上校副师长杜聚政；
国民党第七十二军二三三师六九八团上校团长业杰强；
国民党第七十军参谋处二科少校科长唐曦；
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少将课长白玉昆；
国民党晋冀区铁路局总务处长贺敏；
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孟昭楹；
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代主任廖缉清；
国民党山西省新闻处处长杨怀丰；
国民党天津市民政局局长曹钟鳞；
国民党南京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徐以智；
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少将高参代二六八师参谋长甄肇麟；
国民党北平行营少将参议刘化南；
国民党第六兵团四处少将处长罗祖良；
国民党第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宝善；
国民党第十二军上校高参陈启銮；
国民党闽南暂编纵队一支队上校副司令董世理；
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一五六师四六八团上校团长王中安；
国民党第一一六军二八七师政工处上校处长蔡射受。
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伪满洲国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
伪锡察盟全军副司令雄努敦都布。
陈瑞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
陈瑞章是虚构的一个名字。第一批特赦的10个人都是真实的姓名，与历史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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